以下文章来源于《金融研究》2024年第7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要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加强财税、金融等政策对稳就业的支持”。当前经济总体回升向好，但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下，面临经济主体预期和信心不足、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上升等新的挑战。

稳就业，位居“六稳”“六保”之首，是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关键支撑。而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承担着吸纳就业的社会责任，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企业的产权性质、财务状况、股权结构等都会对企业雇佣规模产生影响。此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财税政策也通过减税降费、财政补贴、专项资金支持等方式改善营商环境，刺激企业发挥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国内有不少学者对其中重点推行的财税政策对企业雇佣的影响展开研究，宋弘等（2021）以浙江省各地区2012年的社保缴费率下调统筹为切入点，发现降低社保缴费率能提高企业劳动力需求；王贝贝等（2022）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总就业；解洪涛和张建顺（2020）基于断点回归分析发现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能够发挥小微企业稳定就业的作用。

而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作为深化增值税改革的配套措施，是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重头戏”，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也是宏观政策支持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的重大抉择。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财税部门分批次发布实施了留抵退税政策，2018年对部分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还，扩大了留抵退税的范围，成为增值税税制改革的重要里程碑；2019年在全行业试行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到2022年，留抵退税政策进一步扩围规模空前，全国累计增值税留抵退税款达到2.46万亿元。在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前，企业在购进固定资产时需要预交增值税，由于短期内无法抵扣，垫付的资金成本率高达20％，给企业带来不小的负担（刘怡和耿纯，2018）。而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有效地畅通增值税抵扣链条，从而降低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大规模退税为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带来了宝贵的现金流，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由于留抵退税政策的重要意义，大量文章对其政策效应展开研究，吴怡俐等（2021）、蔡伟贤等（2022）研究了留抵退税对企业价值、企业研发投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现有文献对于留抵退税对企业雇佣规模影响的研究较少且观点不一，刘长庚等（2022）、崔小勇等（2023）、刘贯春等（2023）认为留抵退税政策具有就业促进效应，而刘朝阳（2023）认为留抵退税政策对劳动力就业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此外，刘长庚等（2022）和刘贯春等（2023）采用传统双重差分模型展开实证分析，仅考虑了2018年的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忽视了2019-2021年间其他增量留抵退税政策的推行，未能全面反映出政策效果，使得实证结论的可信度有所降低。同时，目前留抵退税政策对就业的分析视角比较局限，多从企业角度的劳动力结构和劳动收入份额展开进一步分析，缺乏对充分发挥宏观政策调控作用的探讨。

预期是各类经营主体对未来的看法。市场经济条件下，预期是影响经营主体决策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企业的雇佣等生产经营决策。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是预期转弱，这可能关系到一系列刺激性措施的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为此政府需要有效管理预期。预期引导和管理在货币政策的实践和理论中已得到较多关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开始积极引入预期管理概念，沟通策略工具已成为央行的重要日常操作工具（汪莉和王先爽，2015）。学者们也普遍认为货币政策的核心是有效管理预期（李拉亚，2011），有效的预期管理可以加速公众形成理性预期机制，减少决策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以较小的政策变化实现经济运行的宏观目标（卞志村和张义，2012）。

此外，在预期和信心的衡量方面，以往研究主要采用调查数据进行测度，近年一些研究开始采用文本数据测度预期，以分析信心对投资和宏观政策效应的影响，如姜富伟等（2021）使用文本数据测度投资者情绪，张成思等（2021）使用文本数据测度企业对宏观经济的感知。事实上，文本数据相比调查数据可以更好地测度经济主体预期与情绪（洪永淼等，2023）。因此，本文也采用文本数据测度企业预期和政府预期管理。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较为全面地探讨了留抵退税对企业研发、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影响政策效应，也有部分研究探讨了其就业效应，但在评估的全面性、精确性及作用机制方面仍有待加强。因此，本文尝试在分析留抵退税政策对微观企业雇佣行为的影响时，采用了更精确的识别策略构建政策变量，对作用机制的分析也更为全面。除了检验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扩大投资规模两种比较常见的作用机制之外，本文将企业预期和政府预期管理纳入模型中，首次探讨了预期对财税政策效应的影响。为此，本文首先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通过文本拆词法确定企业对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和自身发展前景的预期，构建企业预期变量。其次，本文爬取各地媒体对留抵退税的报道，统计出2016-2022年间以“留抵退税”为关键词的新闻发布量，构建政府预期管理变量。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企业预期指数和政府预期管理指数，检验企业预期是否会影响留抵退税政策效应，以及良好的政府预期管理是否会助力政策效应的充分发挥。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探讨了新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了基于企业年报语调的企业预期指数，探讨了留抵退税是否通过企业预期影响企业雇佣。此外，还从政府角度分析了政府预期管理对政策效应的影响，为政府如何促进财税政策作用的充分发挥提供了新视角，具有进一步发挥财税政策效应的实践意义。第二，拓展了现有文献。现有文献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或一次性扣除、“营改增”等税制改革对企业雇佣的影响，本文从就业的角度进一步识别留抵退税政策对经营主体的影响，明确留抵退税政策可以“稳就业、强信心”，丰富了税制改革对企业雇佣规模影响的研究。第三，在数据可获取的范围之内细化了识别策略。针对缺少微观留抵退税数据，无法直接识别企业是否受到留抵退税政策影响的问题，根据2018—2022年政策文件中对企业行业、企业规模、企业纳税信用以及是否其他退税政策受惠主体的规定，结合微观数据按年份识别实验组企业，相比仅通过行业识别的方法更为准确。

（一）制度背景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由于同期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而导致的，在实践中价格倒挂、多档税率、生产经营周期、季节性因素等都是企业留抵税额的成因，其中市场竞争、价格管制是价格倒挂的成因；多档税率则导致进销税率差，形成进项税额留抵；企业生产经营初期和季节性购置产生大量进项税额，导致当期销项税额不足抵扣。

在政策实践中，增值税作为我国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宽税基、广税源使得增值税留抵规模庞大。为完善增值税制度抵扣链条、减轻企业资金负担，2011年起我国陆续对集成电路等特定行业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但范围较窄、规模有限。为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2018年我国扩大留抵退税的范围，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18个大类行业以及电网企业退还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财税（2018）70号），这一改革也成为增值税税制改革的重要里程碑。2019年进一步在全行业试行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并开始试行增值税增量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财税（2019）84号、财税（2019）39号）。2022年4月1日起可以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的行业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一阶段还实现了一次性退还企业存量留抵税额的重大税制突破（财税（2022）14号、财税（2022）21号），留抵退税政策加量扩面成为减税降费的重头戏。

从留抵退税规模来看，2022年全国累计退到纳税人账户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款达到2.46万亿元，超过2021年全年办理留抵退税规模的3.8倍。说明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逐步完善，政策效应稳步提升。从各地媒体发布的标题带有“留抵退税”的新闻数量来看，通过手动整理发现2022年的新闻数量远超2018-2021年的总和。具体地，将留抵退税规模和新闻发布量按2018年、2019-2021年、2022年三个时间段进行整理，退税力度和宣传力度都显著增强。

总的来看，从2011年至2022年，我国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经历了特定行业选择性存量留抵退税阶段、增量留抵退税试行阶段、兼顾存量和增量留抵退税阶段。2018年是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首次大规模试点，2019年是首次在全行业推行留抵税额退税制度，2022年留抵退税政策兼顾存量和增量、退税规模空前。因此本文将这几次重大的政策变化都纳入研究范围，分析2018-2022年间推行的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雇佣规模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可以从多方面影响就业，区别于大多数的税收优惠政策，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退还留抵税款的方式直接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注入活力，现有多数研究都认为留抵退税政策增加了企业现金流（吴怡俐等，2021）。同时根据信号传递理论，留抵退税向市场传递了政策扶持信号，进而改变投资者决策，降低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何杨等，2019），缓解了企业流动性约束。特别地，刘贯春等（2023）从预防性储蓄动机、企业股利分配水平、信贷规模、贷款结构、营业规模五个角度，证实了留抵退税政策的出台可以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一方面会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以增强市场竞争力，这会同步增大企业雇佣需求（冯海波和陆倩倩，2020），另一方面企业需要为其雇佣活动支付一定的雇佣成本，而更充裕的现金流使得劳动雇佣活动能够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给企业吸纳就业提供保障，大大减轻企业扩大雇佣规模的压力（王帅等，2023）。据此，提出假说1。

假说1：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促进企业扩大雇佣规模。

留抵退税政策完善了抵扣链条，降低了投资成本，使得资本价格相对于劳动力价格产生下降，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刺激企业更多地用资本替代劳动，这种“替代效应”不利于企业吸纳就业。另外，释放的现金流放松了企业在要素投入方面的预算约束，具有收入效应（陆雪琴和鲁建坤，2022），企业扩大投资，从而对劳动力产生了引致需求，这种“挤入效应”可能促进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据此，提出假说2。

假说2：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投资成本，一方面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导致的“替代效应”可能减少劳动雇佣，另一方面现金流增加产生的“挤入效应”可能增加劳动雇佣。

此外，留抵退税政策作为一项助力企业纾困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有效地提升企业对未来经济发展向好的信心。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税收工作实践中留抵退税政策具有较强靶向性，大规模的退税政策充分向市场传递政府有能力且有信心呵护经营主体的信号，提振了市场信心（钟油子，2023）。留抵退税能够带来宝贵的资金，从而大规模留抵退税的实施能增强经营主体的信心和活力。与对货币政策的积极预期会使得企业更好地响应政策导向类似（张成思等，2021），留抵退税政策也会通过改善企业预期、提高企业信心使得企业更积极地响应政策刺激，从而更充分地发挥政策的促就业效应。据此，提出假说3。

假说3：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改善企业预期扩大企业雇佣规模。

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由来已久，研究认为协调预期可以使公众预期方向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提高政策效率，有效的预期管理能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冲击效应，从而更好发挥宏观调控的实施效果（李拉亚，2011）。因此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时，需对公众进行预期管理，通过提振经营主体信心促进政策效果的提升及对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张玉鹏和王茜，2016）。事实上，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另一大重要工具，预期管理同样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市场信心又可以放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市场信心和财政政策是相互作用的（李永友，2012）。税务部门依托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主动发布关于留抵退税的权威信息，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权威解读政策和落实情况，对外释放积极信号，有效引导了社会预期。对留抵退税政策的宣传、沟通等方式的预期管理力度越大，越能引导公众预期向政策目标靠拢，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从而放大促就业等政策效应。据此，提出假说4。

假说4：对留抵退税政策的预期管理越强，政策效应越显著。

（一）数据说明

本文以2016-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企业微观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文本数据来源于CNRDS数据库和Infobank数据库的经济新闻库。选择2016-2022年作为研究区间的原因包括以下三点：（1）留抵退税政策2018年开始全面实施，为了有效地体现政策效应，政策实施前后样本数量必须充裕；（2）2016年全面实施“营改增”，且已有研究表明“营改增”会对就业产生影响，因此将研究期间设置为“营改增”后以尽可能排除“营改增”对就业的影响；（3）2022年留抵退税额度扩大至存量增量并行，且符合条件的退税企业范围得到大规模扩大，例如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的政策范围扩大至“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因此将研究样本扩大至2022年能更准确地把握留抵退税的政策效应。

为避免异常数据对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产生影响，本文剔除了样本期内发生行业变更的公司、ST公司、样本期内退市的公司、金融业公司、2016年后上市的公司以及员工数量等核心指标异常或严重缺失的公司，并对所有关键连续变量进行1％水平的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定

参考刘长庚等（2022）、崔小勇等（2023）、刘贯春等（2023），模型设定如下：

参考刘长庚等（2022）用员工数量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雇佣规模，Yit表示企业雇佣规模。DIDit表示t年企业i是否为留抵退税受惠企业，若是则取值为1，反之为0；Controlit表示t年影响企业雇佣规模的其他控制变量。

（三）识别策略

首先，结合各年度留抵退税政策对所属行业和企业规模（小微企业）的规定，按年份识别实验组企业。其次，财税（2019）84号、财税（2019）39号、财税（2022）14号、财税（2022）21号都对企业的纳税信用以及是否其他退税政策受惠主体作出规定，因此根据纳税信用等级和是否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进一步划分实验组和控制组。将A级纳税人和非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受惠企业视为实验组的补充识别策略，进一步增强本文识别策略的可靠性。

（一）基准回归

通过实证检验，本文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扩大了企业雇佣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发挥了创造市场活力、稳住宏观就业的政策优势。而且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

（二）机制检验

在留抵退税的作用机制方面，现有研究普遍探讨了企业融资约束、投资规模、现金流、市场需求等因素（蔡伟贤等，2022；崔惠玉等，2022；何杨等，2019；刘长庚等，2022）。借鉴这些文献并结合上文理论分析，我们从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改变要素投资决策、提振经营主体信心三个方面探讨留抵退税对企业雇佣规模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首先，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可以通过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扩大雇佣规模，因此假说1成立；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留抵退税返还的现金流激励企业扩大生产，企业雇佣需求随之增加，进而促使企业扩大雇佣规模。其次，留抵退税政策没有显著的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导致的资本替代劳动，即“替代效应”并不显著；同时，还说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激励企业投资增大了企业的雇佣需求，进而引起雇佣规模的扩大，即产生了“挤入效应”。最后，留抵退税政策可以通过增强企业预期发挥更强的就业促进效应，验证了假说3的准确性。

（三）异质性分析

1.留抵程度—精准滴灌

增值税留抵税额的成因包括价格管制、国家储备、多档税率等政策性因素和生产经营周期、企业生命周期、购销价格倒挂等非政策性因素。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从生产要素密集度和生命周期两个角度探索留抵程度对政策效应的影响，发现留抵退税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政策效应最为显著，对于这些负担较重、同时也更具成长性的企业起到了精准滴灌的帮扶作用。

2.产权性质—雪中送炭

本文研究发现，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就业促进效应更明显。一方面由于非国有企业面临的流动性约束更强，因此相较于国有企业，留抵退税返还的现金流更有助于非国有企业缓解资金压力、突破经营困境，起到了“雪中送炭”的效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薪酬管制”，管理人员的薪酬不与公司业绩直接挂钩，导致企业管理者为提高企业绩效而调整雇佣规模的积极性较低。

3.融资约束—对症下药

结果表明，留抵退税政策效应在原本融资约束更大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这可能是因为融资约束大的企业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而留抵退税政策退还的现金流增加了企业的可用资金，对融资约束大的企业来说正是对症下药。

（四）政府预期管理：政策效果的放大器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是预期转弱，为此需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来稳定各方预期。预期可通过影响微观主体的决策影响宏观经济，张成思等（2021）发现企业宏观经济感知情绪走低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有着密切联系，应搭建起货币政策与微观响应的具体渠道，实行基于微观基础的宏观调控。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改善预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目前还没有相关研究。本文尝试进一步分析政府预期管理工作是否能影响留抵退税这一重要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以留抵退税政策为例，探析财政政策预期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结果表明，良好的预期管理是政策效果的放大器，政府需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在出台积极政策的同时也要注重给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提振企业预期和信心从而放大政策效果。

本文基于多期DID模型研究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就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使得企业雇佣规模平均扩大了2.31％，这一效应是通过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改变要素投资决策、提振经营主体信心三种渠道实现的。（2）异质性方面，留抵退税对资本密集型、成长期、非国营、融资约束大的企业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更强。（3）进一步地，本文还发现政府预期管理是政策效果的放大器，企业所在地政府预期管理越强，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越强。

本文结论为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发挥留抵退税政策效应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一，留抵退税政策作为近年来最重要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规模空前的退税给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现金流支持，从而显著扩大了企业的雇佣规模，同时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处于成长期的企业等负担较重和更具成长性的企业起到了精准滴灌的帮扶作用，为保居民就业、保经营主体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未来应进一步做好留抵退税政策工作。第二，留抵退税政策能直接给企业提供资金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为了充分发挥政策调节作用，可进一步关注非国营、资本密集型和资金约束大的企业的留抵退税落实情况，切实对这些资金压力相对更大的企业提供支持，对于稳住微观主体、发展宏观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第三，根据本文研究，留抵退税能通过改善企业预期发挥稳就业的作用，且良好的地方政府预期管理能放大留抵退税的就业效应，这为“稳预期、强信心”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供了实证依据。在我国目前的预期管理工作中，财税部门已通过发布会和署名文章等方式对财税政策进行解释说明，但总体而言财税政策中的预期管理仍较为欠缺，同时企业对政策的判断和解读尚未受到重视。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财税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担当重任的情况下，要特别注意加强与市场的沟通，让社会各方全面理解，财税政策通过什么工具、多大的力度、如何执行、要达成怎样的效果。通过加强与经营主体的沟通、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以改善企业预期，从而放大政策激励效应。加强针对制造业、服务业企业的财税优惠政策的宣传和解读，通过官方网站、社交媒体、行业协会等渠道，发布政策解读文章、操作指南、常见问题解答等内容，避免企业靠猜测来判断政策意图，帮助企业迅速准确把握政策意图和政策运行情况，增强制造业、服务业企业的活力。建立和完善与小微企业的沟通机制，通过定期组织座谈会、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等小微企业反馈渠道，收集小微企业对财政补贴政策的意见和建议，更准确地把握小微企业的实际需求，为制定和调整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增强企业的信任感。

这也提示我们，今后要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双向互动地做好预期管理工作。一方面要重视并加强政府的预期管理操作水平。既要注重充分运用财政政策执行报告、新闻发布会、吹风会、纳税辅导、财政预算公开等多种沟通方式向社会公众表明财税部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及政策工具立场，也要经常化、制度化地对重大财税政策、社会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前进行阐释说明，让社会对留抵退税等重要财税政策的作用机制、逻辑有清晰准确的了解，还要通过更多、更通俗的解释说明，让社会理解政策、相信政策、增强信心。另一方面要考虑微观个体感知，关注微观企业对财税政策的反馈，了解企业的诉求与关切，通过反馈信息更好地开展预期管理工作。只有了解企业对宏观经济状况的切实感知，才能及时发现财税政策与企业实际感知的偏差，进而通过进一步信息沟通推进有效的财税政策微观传导，实现财税政策的稳就业等政策目标。此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因此，进一步加强政府预期管理和水平，做好财政政策预期管理的同时，也需要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例如当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来增加公共投资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适当的流动性支持，帮助财政政策顺利实施。通过确保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一致性，形成政策合力，共同引导社会和经济主体预期向好，从而放大留抵退税等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以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虽然在实证中考虑了2022年留抵退税政策对小微企业雇佣规模的影响，但是由于上市企业规模较大，本文涉及小微企业的研究样本十分有限，未来可进一步开展留抵退税对小微企业政策效应的分析。

转载自：人大财税研究所

初审：李小荣

审核：陈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