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项君怡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孔东民教授和浙江财经大学公共财政与税务学院张帆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文《Labor cost, robots, and product quality》发表于英文A类期刊《China Economic Review》。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发展给社会带来深刻变革，生产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引发了人们对自动化机器与劳动力替代关系的广泛关注。虽然关于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日益增多，但由于微观数据的缺乏和因果识别的困难，劳动力成本对机器人采用影响的实证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多依赖行业或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难以深入分析企业层面的情况。

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基于中国企业层面机器人采用的独特数据集，评估劳动力成本对工业机器人采用的影响。具体研究三个核心问题：一是企业层面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是否会导致机器人的采用；二是若存在这种影响，机器人采用对企业产出会产生哪些经济后果，重点关注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三是探究研究结果在不同企业间是否存在异质性。

为解决实证研究中的数据和因果识别问题，作者利用中国海关贸易统计（CCTS）数据库获取企业层面机器人采用信息，并引入改进的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借助县级边界的政策不连续性，识别最低工资变化对机器人采用和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克服劳动力成本的内生性问题。

在理论方面，本文为机器人或自动化相关新技术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通过构建企业层面机器人采用的衡量指标，补充了以往行业层面研究的不足，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机器人在企业活动和经济生产中的作用。在实践方面，研究结果对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有助于其更深入地理解劳动力成本与机器人使用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力市场政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为制定合理的政策提供依据 。

中国于 1993 年引入最低工资政策，1994 年《劳动法》有所涉及但执行不足。2004 年，相关规定的颁布将（月）最低工资适用范围扩大至全国，明确了适用对象，调整频率至少每两年一次，提高了违规处罚力度，还规定了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各地根据自身情况确定最低工资，导致不同县域的最低工资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为研究劳动力成本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提供了理想的制度环境。

已有研究表明，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增加企业劳动力成本，企业可能通过资本 - 劳动替代等方式应对，如采用新技术、增加机器人使用等。基于此，研究假设最低工资上涨可能促使企业增加机器人和新技术的使用。从理论和实践来看，机器人的使用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增加高技能员工占比、节省日常工作时间，进而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影响产品质量。所以，研究预期由最低工资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引发的机器人使用增加，可能最终影响企业产品质量 。

由于最低工资的决定因素可能与经济基本面或企业特征相关，识别其对机器人采用的影响存在挑战。为解决这一问题，文章采用准实验设计，利用中国县级边界的政策不连续性来识别最低工资的影响。通过比较位于县界两侧的相邻县对，以这些县对中最低工资的差异作为研究基础。因为相邻县在地理上接近，可最大程度减少不可观测特征的差异，同时展现出最低工资的变化，从而有效控制混杂因素，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在具体操作中，借助数字化地图确定所有相邻县对，并对数据进行筛选和处理，最终构建出包含特定距离内企业的样本，以用于后续回归分析，本文样本期间为 2004 - 2013 年，数据来源包括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CIED）和中国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库（CCTS）。

本文首先考察了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雇佣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每提高 1%，企业标准就业人数减少 0.04%。进一步分析发现，最低工资提高会使低技能劳动力雇佣规模下降 0.085%，高技能劳动力雇佣规模上升 0.013% ，表明企业会根据技能水平调整雇佣策略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时，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外资企业、财务约束较低的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对非熟练劳动力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在价值链中处于较高位置的企业而言，该效应尤为显著。

其次，文章检验了最低工资对企业机器人使用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上涨显著促进企业增加机器人使用。如 Ln (MW) 系数在不同回归中显著为正，意味着最低工资每增加 1%，企业平均增加 0.420% 的进口机器人数量。通过多种检验，包括改变样本处理方式、考虑机器人使用概率和聚类标准误差等，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证实企业会用机器人替代员工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

再者，本文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与出口产品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如 Quality_Total 作为因变量时，最低工资每提高 1%，出口产品质量增加 0.022。通过调整样本和重新计算质量指标，结果依然稳健，表明最低工资上涨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还引入最低工资与机器人采用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机器人使用与出口产品质量正相关，且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最低工资上涨促使企业采用机器人，进而提升产品质量。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机器人采用在最低工资影响产品质量的过程中起到了 26% 的中介作用。

首先，文章观察了不同σ值下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发现主要结论在σ从3到10的变化中保持一致。其次，探讨贸易壁垒导致的制造业回流，发现其未带来实际就业增加，而是体现为机器人对劳动力的替代。再者，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的正向冲击会促使企业培训员工以采用新技术。然后，从县级层面讨论最低工资的外生性，发现其调整政策与当地企业机器人数量和价值无显著相关性，支持了研究中使用该政策作为外生冲击的合理性。最后，测试相关变量对最低工资增加的动态响应，发现最低工资上涨后企业会逐步增加机器人采用，且影响具有持续性。这些额外调查和检验，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结论，揭示了劳动力市场政策、机器人采用和企业行为之间更深入的关系。

本研究基于中国企业层面机器人采用的新数据集，运用地理断点设计，发现企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会增加机器人使用并提升产品质量。这种效应在外国企业、低财务约束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依赖非熟练劳动力的企业以及价值链上游企业中更为显著。企业采用机器人替代劳动力时，会调整雇佣结构，增加员工培训支出，且劳动密集型企业会向资本密集型转变。该研究在理论上为机器人相关新技术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补充了行业层面研究的不足；实践中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参考，有助于理解劳动力成本与机器人使用、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为制定合理政策提供依据。总体而言，研究为劳动力市场政策对企业机器人采用和产品质量的影响提供了新见解，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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