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国内财经界的热门话题。在全球整体上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地缘政治矛盾不断激化的背景下，如何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协调配合，对中国经济稳定运行至关重要。2020年6月6日上午，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组织召开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线上研讨会，共有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财税和金融领域专家学者120余人参加。会议由财税学院白彦锋院长主持，九位专家进行了主题发言。

首先，中央财经大学马海涛副校长致辞。马海涛副校长指出，2020年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各国政府应对疫情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边界、工具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财政赤字货币化也成为引发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能不能或者要不要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现代货币理论有什么样的启示和局限性，有待于深入探讨。总体而言，“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一个综合型很强的话题，并非一个单纯的财政问题或金融问题，对此需要理性客观地看待，从理论和政策上展开专门深入的学术讨论非常必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主题发言阶段。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于丕涛行长从实务的角度分析了财政金融在国债的发行端和使用端如何协同配合，以及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可行性。从发行端，央行直接从一级市场购买国债从理论和实践上可行，但是暂时还不是必选项；从使用端，财政金融政策的配合更加重要，既要创新政策工具使资金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又要注意防范相关风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殷剑峰研究员从经济理论和相关经济背景的角度分析了财政金融政策的目标演变和协调配合问题。由于全球范围内铸币税作用有限、存在政府债务违约可能性，以及央行潜在亏损等现实原因，现代货币理论饱受争议。未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该回归本源、高效配合，这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中央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财税学院李俊生教授首先介绍了他刚刚发表于《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的论文“政府财政的货币效应——新市场财政学理论框架下的财政-央行＇双主体＇货币调控机制”，该论文讨论了新市场财政学理论框架下财政与央行“双主体”的货币调控机制问题。该论文认为，政府财政具有货币调控能力，由于现代信用货币是依据国家主权财政信用的货币，赋予了政府财政调控市场流通货币的能力，而现行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和财政收支活动和国库现金管理活动则构成了政府财政调控货币的制度基础和工具，《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构成了政府财政调控货币的法律基础；该论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2000-2018年市场流通货币体系M2中有44.31%是受政府财政部门影响、甚至调控的。在简单介绍了刚刚发表的论文基本观点后，李俊生教授以“新市场财政学的货币理论观——兼评现代货币理论”为题，发表了演讲，进一步阐述了他基于新市场财政学理论框架对货币问题所作的研究。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白景明研究员梳理了中国财政赤字的演变过程以及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赤字呈现中央地方交替增长的趋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赤字更接近经济增长型赤字，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对赤字依赖较小。当前因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激增导致的赤字更需要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郭庆旺教授表示，现代货币理论从名称上似乎是金融问题，但实际上也是财政问题，需要二者协调。在疫情冲击背景下，需要综合考虑我国的长期财政可持续性以及其他的长期风险问题，找准着力点，注重发挥好地方政府的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冯俏彬副部长介绍了新冠疫情发生后各个国家财政刺激的政策，指出赤字货币化目前在中国不是一个现实的政策问题。中国经济面临长期下行压力，但经济基本向好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应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相对而言，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创新，财政政策也要积极创新政策工具，与时俱进，更加有所作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张斌副校长以税收国家的困境与财政赤字货币化为题，分析了传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失灵的原因，提出要重视现代货币理论在当前产生重要影响的背景，理论转化为政策的适用条件及对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不同位置经济体的影响。

浙江财经大学李永友副校长表示，从全球范围来看，财政政策货币化和货币政策财政化实际上是并存发生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牵涉到债券定价问题。在应对疫情冲击背景下，财政和货币政策应该着眼长远、相互配合，避免政策失效现象。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付文林副院长表示，财政赤字货币化引发热议，源自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和财政支出压力的凸显。当前地方政府的财政还本付息压力较大，财政赤字是否货币化，要从中长期社会总体福利的角度，考虑对社会福利改进和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