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数字时代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效应
该文发现，线上市场价格粘性显著弱于线下，整体调价周期约1.93个月，远短于线下的4.7个月，且两市场的食品、工业消费品、服务部门均存在明显价格粘性异质性。线上市场占比越高，价格粘性减弱越明显，货币政策刺激消费的效果越弱，但消费补贴政策效果会逐步增强，二者协同能显著提振消费，有效缓解零利率下限约束风险。此外，不同部门补贴协同效果存在差异，线上市场及工业消费品、食品部门的协同效果更优，服务部门效果相对较弱，这与各部门价格粘性差异直接相关。
该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结合线上线下微观价格大数据，修正价格粘性固定假设，拓展了政策协同理论的微观基础；第二，改进总量货币政策规则，将线上通胀纳入锚定价格指数，提升政策时效性；第三，在多部门模型中引入消费补贴，揭示其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机制，拓展了政策协同研究的理论框架。
（文献来源：姜婷凤,李明浩,汤珂.数字时代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效应[J].中国社会科学,2025,(12):88-107+201.）
2、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效果偏离与群聚响应——基于调整摩擦的分析
该文基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小微企业面对不同减税门槛时的群聚行为。研究发现，在税收优惠门槛附近，企业明显呈现聚集现象，且忽略信息不完全等因素会低估实际响应程度。调整成本的存在显著制约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企业间的差异与调整成本导致激励作用大幅减弱。此外，税收减免可能通过推高隐性税率，带来效率损失。群聚响应不仅直接减轻了企业税负、缓解融资压力，还通过影响资金配置，促使企业逐渐向资本密集型模式转变。企业的响应决策与政策初衷之间存在动态偏离，部分企业未选择群聚，可能是出于长期发展的理性选择。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优化税收政策设计，平衡激励强度与摩擦缓解，提升政策整体效能；二是加强政策宣传与信息透明度，降低不完全信息对企业响应行为的抑制作用；三是建立动态评估体系，全面捕捉企业内生动机与实际响应行为，为税收制度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文献来源：郭晨浩,李林霏,齐闻达,等.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效果偏离与群聚响应——基于调整摩擦的分析[J].经济研究,2025,60(08):188-211.）
3、美欧关税与全球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重构
在美欧关税冲击背景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供应链重构对产业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投入产出表及国际能源署报告等数据，该文构建了一个纳入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多国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外部规模经济，定量评估了美欧加征关税对中国、美欧及全球供应链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关税在保护本国锂离子电池和关键矿产产业的同时，削弱了其新能源汽车竞争力，中国供应链上中游环节受损最为严重。欧盟虽仅对下游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且税率较低，但由于欧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主要出口市场，其对中国产业的整体损害反而更大。美欧关税均导致中国出口份额被其他国家部分替代，其中锂离子电池环节所受冲击最为显著。进一步地，该文以消费补贴为例进行反事实模拟，发现将国内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提高约4.5%即可有效对冲美欧关税对中国产业的不利影响，并强调规模经济在强化补贴政策效果中的作用。
（文献来源：李坤望,王方.美欧关税与全球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重构[J].管理世界,2025,41(12):1-31.）
4、数据要素循环的税收治理逻辑——基于住房市场征管数据的证据
在数据要素深度融入税收治理的背景下，该文围绕住房市场税收征管展开研究，探讨数据要素在提升征管效率中发挥边际报酬递增特性的微观机制。基于案例城市的住房税收征管数据与中介交易数据，该文利用2016年住房交易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发现政策引致的成交量增加显著提升了计税分区内数据要素积累，进而推动税收征管效率提高。进一步分析表明，政策效应在数据要素增量较多的分区更为明显，而在存量较高的分区则无显著差异，说明数据要素的持续更新是驱动征管效率提升的关键。此外，内部数据要素质量对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外部第三方数据质量。但是，由于数据积累与交易频次相关，征管效率的提升主要集中在交易频繁的低价值住房中，可能导致税负纵向不公平。
(文献来源：叶菁菁,余白雪,傅佳莎,等.数据要素循环的税收治理逻辑——基于住房市场征管数据的证据[J].管理世界,2025,41(12):73-87+122+88-96.)
5、论“十五五”时期我国税制改革
该文突破传统税制分析框架的局限，构建“国民收入循环 — 嵌入经济社会 — 纵向产业结构”三维框架展开研究，发现我国税制存在三大核心问题：税收过度集中于国民收入循环上游环节，导致公平性与经济效率不足；税制呈现“强嵌入经济、弱嵌入社会”特征，弱化了税收的治理媒介功能；受“上游集中、下游分散”的产业结构制约，财政增收与稳增长目标形成结构性冲突。同时研究指出，税制改革需向国民收入循环中下游延伸、向社会深度嵌入，且这一转型需以自然人税收治理能力提升、跨部门制度协同等为基础支撑。
（文献来源：吕冰洋,李彦璋.论“十五五”时期我国税制改革[J].财政研究,2025,(11):16-31.）
6、消费驱动国内大循环的税收对策分析
研究发现，当前消费驱动国内大循环面临三大核心问题：生产与消费脱节，供需错配且消费回升内生动力不足；区域市场分割引发消费歧视，阻碍要素流动、抑制消费潜力；行业同质化低效竞争蔓延，以价格战争夺有限消费，冲击消费升级与市场秩序。同时厘清税收的内在作用逻辑：税收能双向调控生产与消费，促成供需良性循环；区域税收均衡可消解消费歧视、释放消费潜力；行业税负均衡与差异化税收政策，能遏制同质化竞争，引导行业创新与消费升级。
本文找准了消费驱动国内大循环的现实梗阻，明晰了税收调控的核心逻辑与路径，提出的税收对策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研究丰富了消费与税收调控的相关研究，为运用税收工具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实践遵循，对培育消费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文献来源：何代欣,王晴晴,周文华,等.消费驱动国内大循环的税收对策分析[J].税务研究,2025,(12):13-18.）
7、“软环境”如何提供“硬支撑”——税收“放管服”改革推动小微企业发展的经验证据
该文以2017-2018年税收“放管服”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4-2020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小微企业发展的影响。
研究发现，税收营商环境优化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纾解融资约束，短期内显著提升小微企业盈利能力，但长期效应趋于弱化。其长期弱化源于政策供给端税务部门执行力度回归常态、税收不确定性增加，以及政策响应端小微企业未将红利转化为长期投资、研发创新与就业吸纳。异质性分析显示，该效应在财政压力大、商业信用好的地区，服务业，议价能力弱、非自贸区及非科技型小微企业中更为显著。拓展分析表明，优化效果具有供应链传导效应，且与减税及小微企业相关税收优惠存在协同效应，但增值税留抵退税等门槛较高的政策及财政补贴尚未实现有效协同。
（文献来源：谷成,史心旭.“软环境”如何提供“硬支撑”——税收“放管服”改革推动小微企业发展的经验证据[J].财贸经济,2026,47(01):19-39.）
8、数字服务税、市场机会与数字型跨境并购
该文聚焦于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实施DST背景下的数字型跨境并购行为，系统分析DST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研究发现，DST的实施显著削弱了大型互联网企业在东道国的盈利能力与市场垄断地位，为其本土数字型初创企业创造了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与发展空间，进而为中国企业通过跨境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提供了更多优质标的与市场机会。这种促进效应在税率较高、税基基于东道国收入的DST中更为明显，且数字部门企业、具有合作并购经验的企业更能把握相关机遇。研究还表明，中国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型跨境并购优化海外市场布局，提升在东道国的收入水平。文章建议政府与企业共同构建跨境投资信息服务平台，鼓励数字部门企业通过并购获取优质资产，并积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协调，以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适应力与竞争力。
（文献来源：马述忠,陈逸凡,吴鹏.数字服务税、市场机会与数字型跨境并购[J].世界经济,2025,48(12):90-118.）
9、财富税流动性与税收协调
该文旨在研究财富税对高净值人群迁移行为的影响及其财政后果，并评估税收协调政策的有效性。利用2011年西班牙财富税重新引入后马德里成为唯一实行零税率的地区这一政策冲击，基于财富税与个人所得税匹配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法，分析应税财富高于申报门槛的个体与略低于门槛的个体在马德里与其他地区的居住变化。研究发现，财富税迁移弹性约为7.96，即税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该地区对高净值人群的相对吸引力将提升近8%。异质分析发现，财富更高或者拥有第二住宅的个体迁移概率更高，但年龄、收入水平或自雇状态无显著差异，税率差异为主要驱动因素。机制分析表明，流动性可能混合通过实际迁移真实避税和利用居民地规则模糊及执法不严进行虚假申报逃税两种因素。另外，这种迁移行为导致马德里地区获得5%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而马德里以外的地区损失约5%的财富税收入和2.5%的个人所得税收入，由于富裕人群的个人所得税是财富税的六倍，跨税种财政外部性远超直接财富税效应。在税收协调方案中，当统一税率接近现有最高税率时，所有地区才能实现收入帕累托改进，但是若马德里同意征收微小的正财富税率，也能增加整体地区的税收，表明其选择零税率并非收入最大化。
该文首次量化了财富税迁移的跨税种财政外部性，揭示单一税基分析会严重低估税收竞争的整体效率损失，强调任何税收协调设计必须统筹流动性反应与跨税基财政外部性，同时加强居住地认定的执法力度以减少虚假迁移，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为资本税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文献来源：Agrawal, D. R., Foremny, D., & Martínez-Toledano, C. Wealth tax mobility and tax coordin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25, 17.）
10、股息税与企业行为反应：具有异质性股息支付的研究
该文旨在研究股息税引入对企业股息支付决策与实际投资行为的影响。利用希腊2008年9月意外开征10%股息税这一自然实验，通过区分不同法律形式（股份有限公司SA与有限责任公司LLC）及财务年度结束日期（6月与12月）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LLC为对照组，将SA企业分为立即受影响的12月组与延迟一年受影响的6月组，基于2003-2009年企业所得税申报与财务匹配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结果发现，股息税引入导致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息支付急剧下降，12月组支付减少12.5%，且7%的企业完全停止支付，而6月组在免税最后一年支付增加22.5%，次年才下降，验证了跨期税收套利理论。企业的设备投资无显著变化，但土地、建筑、车辆、家具等个人资产投资显著增加2.1%，表明资金转向所有者个人资产。企业同时增加现金持有与免税储备金，并偿还短期债务，改变了资金配置方式。异质分析发现，股息支付高的企业反应最强，投资更倾向于个人资产，并显著降低杠杆。
该研究首次因果识别了股息税引入效应，分离了政策宣布效应与实施效应，揭示了企业在税收规避与个人资产积累方面的独特行为，证明股息税对不同类型投资具有异质性影响，为理解税收如何影响企业财务决策与资本配置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文献来源：Bilicka, K., Güçeri, İ., & Koumanakos, E. Dividend tax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with heterogeneous payout respons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25, 17.）
11、区域性企业补贴的溢出效应、效率与公平影响
该文研究了德国东部地区制造业补贴政策（GRW）的直接影响、溢出效应及其在减少区域不平等方面的效果。GRW政策最初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最高50%的投资补贴，此后补贴率逐渐降低。因此，本文利用1997-2014年间多次补贴率改革带来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补贴率每下降1%，制造业就业下降1%，投资下降5%，但工资水平未受显著影响。在溢出效应方面，建筑业和零售业等未受补贴部门就业分别下降0.47%和0.26%，这主要是由于制造业投资减少导致的本地需求下降。同时，未发现工人向邻近地区迁移，但是与受补贴地区有贸易联系的其他地区的制造业就业出现了下降，这表明在地方性劳动力市场内并未发生明显的劳动力重新分配。对于拥有多个工厂的企业，未发现显著的企业内部劳动力溢出效应。在成本效益方面，GRW政策的成本较低，每个新增岗位的成本约为19,000美元，相较于其他地方性政策更为高效。在减少区域不平等方面，GRW政策相较于无差别转移支付政策更为有效。通过直接为贫困地区提供补贴，该政策在减少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该研究为区域性政策评估提供了全面框架，首次系统量化了直接效应与多种溢出效应，证实了此类政策在控制区域不平等方面的有效性，同时表明其效率成本较低，对理解区域性政策设计的效率-公平权衡具有重要启示。
（文献来源：Siegloch, S., Wehrhfer, N., & Etzel, T. Spillover, efficiency, and equity effects of regional firm subsidi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25,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