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税收政策复杂性如何影响企业认知决策
该文以企业所得税业务招待费税前扣除的“双重限额”政策为研究场景，考察语义复杂型税制设计对企业认知决策的影响。该文基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运用群聚分析方法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大量企业将业务招待费占比群聚于错误政策断点5‰而非真实断点8.33‰，存在显著的政策认知偏差；企业存在政策学习效应，随时间推移错误决策概率逐步降低；小规模、低税负、经营状况差及核定征收企业更易出现认知错误，提升地区税收信息供给与纳税中介服务水平可有效缓解偏差；错误认知会促使企业非理性压缩业务招待费支出，进而对利润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该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拓展了税收政策复杂性的研究边界，聚焦语义复杂性维度，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微观经验证据；第二，在实证识别上利用政策变动构建识别策略，采用数据驱动方式确定群聚分析参数，降低了主观设定偏误；第三，从微观层面揭示了税制复杂性的行为后果与作用机制，为优化税制设计、打通减税政策传导链条提供了实证支撑与政策启示。
（文献来源：王伟同,李秀华.税收政策复杂性如何影响企业认知决策[J].经济研究,2026,61(5):144-165.）
2、税收公平与区域协调发展——来自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的证据
该文尝试从税收公平的视角出发，考察不同地区之间税费负担差异的缩小，能否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支持。该文以2019年《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实施为背景，融合省际城市面板、企业微观、夜间灯光多源数据，采用跨圈层双重差分与省界断点回归两套互补识别策略，系统检验养老保险费率均等化对区域均衡发展的作用机理与异质性特征。实证结果显示，地区养老保险缴费率趋同带来的税费公平能够显著压缩省际经济发展差距，欠发达、原高费率地区受益更突出。机制检验证实，费率减负可抬升本地企业投资与创新产出，增强区域资本、劳动力吸纳能力，弱化要素跨区域流动壁垒，缓解区域资源错配。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劳动密集型、人口外流严重地区的均衡改善效果更为显著。
该文填补社保税费公平与区域协调交叉领域的研究空白，拓展区域均衡发展的财税分析视角，为统筹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统一缴费制度提供微观实证支撑；同时为构建兼顾社保可持续与区域均衡的现代财税社保协同治理体系提供量化政策依据。
（文献来源：何凡,黄添羽,刘庆,等.税收公平与区域协调发展——来自养老保险缴费率调整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6,61(5):214-237.）
3、新分类模式下的转移支付财力均等化效应再评估
该文聚焦于新分类模式下的三类转移支付，从“自主财力均等化”与“总财力均等化”两个维度，系统评估了其制度成效，旨在回应“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与“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等改革目标。
该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剖析了三类转移支付影响地方财力的内在机制，即通过“规模效应”与“平均效应”作用于自主财力，进而叠加转移支付规模形成总财力效应。在实证上，本文利用2019—2021年全国城市层级数据，创新性地引入“反事实框架下的基尼系数方法”，辅以工具变量回归进行机制检验。研究发现，净一般性转移支付与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均具有较强的均等化效应，而专项转移支付效应有限。其内在机制在于：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兼具规模累进性与对欠发达地区财政努力、经济发展的正向激励，形成双重叠加效应；净一般性转移支付则主要依靠规模维度的再分配功能。
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优化净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激励机制，强化对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发展激励；二是科学调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的差异化配套比例，使之与地方财政能力相适配；三是推进专项转移支付向因素法分配或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转化；四是完善绩效管理体系，助力地方财政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
（文献来源：张莉,张圣哲,赵旭杰.新分类模式下的转移支付财力均等化效应再评估[J].经济研究,2026,61(5):238-260.）
4、增值税大规模留抵退税的宏观效应估计
在现代经济紧密互联的生产网络背景下，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研究是中国应对短期经济下行压力、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探索。基于2020年全国投入产出表数据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该文构建了包含融资约束的生产网络模型，将增值税留抵退税机制嵌入其中，采用校准参数模拟方法，验证了2022年制造业等13个行业大规模存量留抵退税及将留抵退税比例从60%提高至100%，使GDP增加了0.076%、融资约束引起的融资扭曲减少了1.911%，且政策效应通过上下游投入产出关联层层传导放大。进一步地，该文区分了存量留抵退税与增量留抵退税比例提高的不同效应，发现存量留抵退税直接增加企业现金流与利润，而提高留抵退税比例则通过降低中间投入成本、增加产业链上游度来优化资源配置，两者均对劳动收入产生正向促进。面临融资约束时，位于产业链上游的行业、在提高留抵退税比例后的宏观传导效应更为突出，而创新能力强、资本实力雄厚的企业在政策红利下受益更显著。政策实施后的企业在产出扩张与税收贡献上均有明显增长，尤其是留抵退税比例提高对产业链关联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
该文揭示了存量留抵退税与退税比例提高对经济总产出、融资扭曲及劳动收入的差异化影响路径，为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分阶段消除存量留抵以及精准施策优化退税行业范围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
（文献来源：聂海峰,刘怡.增值税大规模留抵退税的宏观效应估计[J].管理世界,2026,42(5):112-142.）
5、增值税行业性优惠如何赋能企业发展——以加计抵减政策扩围改革为例
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作为我国近年来针对特定行业实施的创新型税收优惠，在全球增值税发展历程中极为少见，亟需对其政策收益与作用机制进行严谨评估。该文以2023年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向先进制造业扩围为基础，基于手工整理的上市公司年报信息，构建2022—2024年中国A股制造业企业季度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从企业价值视角实证检验了政策实施效果、实现机制及作用特点。研究发现，先进制造业加计抵减政策，通过直接现金流效应、生产要素配置效应与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三条路径，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进一步分析表明，政策效应在产业链上游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政策门槛设置与行业特征的适配程度影响政策效果，且政策清单的动态调整对企业具有隐性资质分层与门槛筛选功能。此外，政策本身还具有直接提振市场预期的信号作用。
该文揭示了政策从“稳定税负”到“产业调控”目标转型下的多重传导机制，为财政可持续性框架下优化增值税行业性优惠政策设计、精准支持战略重点产业发展提供了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撑。
（文献来源：刘柏惠,史笑天.增值税行业性优惠如何赋能企业发展——以加计抵减政策扩围改革为例[J].财贸经济,2026,47(6):43-66.）
6、政府产业基金支持企业创新的最优投资模式研究
政府产业基金联合社会资本投资是助力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但实践中赋能效果差异显著，现有研究多片面认可联合投资的积极作用，忽视两类资本的内在矛盾，无法合理解释现实效果分化问题。为此，该文系统探究政府产业基金支持企业创新的最优投资模式与适配条件。
该文构建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纳入信息、增值服务协同效应与目标差异、行政干预利益冲突双重机制，并利用2009—2020年投资数据开展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联合投资的创新赋能效果由正负机制博弈结果决定：协同效应可整合政府政策资源与社会资本市场化能力，提升企业创新的数量与质量；而两类资本的投资目标分歧、政府不当干预形成的利益冲突，会抵消甚至压制创新赋能效果。尤其对战略价值高、短期财务收益低的科创企业，利益冲突占据主导，联合投资效果显著弱于政府独立投资。
该文突破过往单一肯定联合投资的固有认知，创新性揭示了政府产业基金投资模式的适配性逻辑，弥补了相关理论研究的空白。同时构建多维度协同与冲突度量指标，丰富了政府与市场资本互动影响企业创新的经验证据，为差异化选择投资模式、规避政企资本合作矛盾、提升财政资金利用效率、完善产业创新扶持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文献来源：郝项超,胡慧杰.政府产业基金支持企业创新的最优投资模式研究[J].世界经济,2026,49(5):139-171.）
7、创业与最高边际税率
该文研究高收入企业家的最优最高边际所得税率，旨在揭示财富动态变化如何影响企业家对税率调整的收入反应，并拓展Diamond与Saez（2011）的静态分析框架。研究基于Cagetti和De Nardi（2006）的异质性代理人模型，引入企业家与工人的职业选择、借贷约束及能力冲击，构建了一个纳入财富分布变化的新最优税率公式，区分了短期行为弹性与长期通过财富调整产生的集约边际效应和广延边际效应。通过校准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和考夫曼企业调查等数据，作者模拟了改变顶层1%收入者适用最高边际税率的政策实验，并对比分析了短期（1–5年）、长期稳态（约15年以上）以及包含过渡期的完整路径下的最优税率。
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家的最优最高税率因时间维度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在短期，由于企业家受借贷约束，其税前收入对税率变化缺乏弹性，收入最大化的最优税率超过90%；但在长期稳态中，税率上升会减缓财富积累，降低资本投入与企业收入，导致最优税率降至约46%。若将过渡期纳入考量，最优税率则升至74%，接近针对工人的建议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差异主要由集约边际效应驱动：财富下降显著减少顶层企业家的平均收入，而广延边际效应（企业家数量变化）可忽略不计。相反，对超级明星工人而言，财富下降通过收入效应反而增加劳动供给，因此其长期与短期最优税率差异较小（均约65–70%）。
研究表明，对高收入创业者征税不能只依据静态劳动供给弹性来判断，财富积累和经营能力的动态调整同样关键。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是否提高顶端边际税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目标更强调短期筹资还是长期激励；若忽视创业者财富受税制影响后的长期反馈，可能会高估高税率政策的可持续增收能力。
（文献来源：Ge, Z. Entrepreneurship and top marginal tax rat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26, 257.）
8、识别地方财政政策中的税率设计反应
该研究考察地方政府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税率联动行为，以及这种联动究竟有多强。文章以德国部分州在2011—2012年前后推出的市镇债务削减计划为准自然实验，利用接受纾困计划的困难市镇被要求实施财政整顿、从而被迫提高地方税率这一外生冲击，识别未直接参与计划的周边市镇是否会跟随调整税率。研究关注的税种主要包括地方营业税和财产税，并设计了“两阶段事件研究 + Wald 估计量”的识别策略：第一步估计债务削减计划对参与市镇税率的直接影响，第二步估计其他未参与市镇面对竞争对手税率变化时的间接影响，再据此计算地方税率反应函数的斜率。研究发现，参与计划的市镇显著提高了地方营业税和财产税税率，而未参与但受到竞争压力的市镇也会同步上调税率。估计结果显示，当参与计划的市镇营业税税率提高1个单位时，其他市镇平均会跟随提高约0.66至0.70个单位；财产税的联动幅度约为0.34至0.49个单位，说明地方税收政策之间存在较强的战略互补关系。异质分析表明，这种税率联动具有很强的空间局部性，地理距离越近，跟随调整越明显，而超过大约110公里后影响明显减弱。机制分析表明，营业税率变动主要是由于税基流动性造成的税收竞争；而财产税税基相对缺乏流动性，因此更可能由于“标尺竞争”或政策模仿，即地方居民和官员会将邻近地区的加税行为作为自身政策判断的参照。
研究说明，地方财政政策并非彼此独立，单个地区的税率调整可能迅速通过竞争或模仿机制传导到周边地区。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在评估地方税制改革或财政纾困政策效果时，不能只看直接受影响地区，还应将周边地区的跟随反应纳入整体成本收益分析，否则容易高估或误判政策的真实财政与福利后果。
（文献来源：Thunecke, G. U., Merlo, V., Schanbacher, A., & Wamser, G. Identifying tax-setting responses from local fiscal policy program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26, 258.）
9、公共采购中的操纵行为
该文主要研究政府采购部门是否会故意操纵合同估值，使项目金额停留在监管门槛以下，以规避更严格的采购程序约束并获得更大自由裁量权。文章利用2000—2005年意大利公共工程采购行政数据，研究在采购金额门槛附近是否存在明显“扎堆”现象，并进一步分析这种操纵行为由哪些类型的行政机构主导，以及它会对采购绩效带来什么影响。在意大利当时的制度下，低于特定金额门槛的项目更容易采用限制性招标等自由裁量程度更高的方式，采购方可以在满足最低邀请人数要求的前提下自行决定邀请哪些企业参与竞标，因此地方政府有动力把项目估值压低到门槛之下。研究采用 bunching 估计法发现，合同金额在门槛下方存在显著堆积，说明确实有大量行政机构在规避规则。更进一步，操纵行为主要集中在由上级任命官员管理的机构，而在由选举产生官员负责的地方政府中，这种现象明显弱得多，表明选举问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规则规避。作者随后估计操纵带来的结果，发现对于这些存在操纵的机构而言，规避门槛显著提高了采用限制性招标等自由裁量程序的概率，减少了投标者数量，但同时缩短了工程工期、减少了延期交付和成本超支，并提高了中标企业的财务稳健性与重复中标概率。2006年采购门槛下调后的制度变动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被任命官员主导的机构会迅速根据新门槛调整行为，自由裁量空间缩小后，采购绩效尤其是交付延迟出现恶化。这也表明合同金额操纵一方面意味着对规则的规避，另一方面也可能被用于挑选风险更低、执行更稳定的承包商，因此其后果并非单纯表现为腐败或低效率。
研究表明，采购监管中“规则越严越好”并不一定总能改善结果，关键在于制度环境、问责机制以及裁量权的使用方式。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设计采购门槛和程序约束时，需要同时权衡反腐目标与执行效率，尤其应关注不同类型行政机构在问责约束上的差异，避免一刀切地压缩必要裁量空间。
（文献来源：Coviello, D., Guglielmo, A., Lotti, C., & Spagnolo, G. Procurement with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26, 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