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何韵文助理教授和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郑捷教授、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许彬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文《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基于实验经济学的视角》发表于中文AA类期刊《经济学（季刊）》。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研究背景

第三次分配作为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贫富差距的有力补充，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而言，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和战略价值。第三次分配主要通过鼓励高收入人群自愿参与慈善捐赠，以期达到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目标。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捐赠起步较晚，并且存在捐赠规模小、捐赠形式少、个人和家庭捐赠比例低等诸多问题。这一方面与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状况相关，另一方面也因社会认可和精神褒奖的长期缺失所导致。在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如何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有效引导第三次分配，使得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收入分配体系尽可能地提升社会公平和效率，是现阶段的一个新挑战，也是本文旨在探讨的问题。

研究方法和结果

本文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在存在个人所得税的现实模拟实验室环境中，系统性地检验提升三次分配政策效果的三项机制：对捐赠的税收抵扣、对捐赠的荣誉奖励，以及捐赠者与捐赠对象之间的配对帮扶。研究共设计8个实验局，从控制组逐步引入税收、捐赠及不同激励组合，旨在分离税收与捐赠的独立效应、识别税收抵扣机制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并评估荣誉与配对两类助推机制的作用。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第一，政府主导的税收与补贴制度对高、低能力者的生产投入会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而个体主导的自愿捐赠的负面影响十分有限。尽管如此，在没有任何外部激励的情况下，自愿捐赠规模很小，难以有效缓解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

第二，税收抵扣机制对社会捐赠的总效应并不显著，但其可以在集约边际上提高捐赠者的捐赠水平。与此同时，引入荣誉奖励或配对帮扶的助推机制能有效作用于广延边际，促进慈善捐赠参与率的提升。具体而言，配对机制通过为高能力者匹配特定帮扶对象，有助于明确个人社会责任、缓解责任分散效应；荣誉奖励则通过增强对慈善行为的认可，提升捐赠者的社会形象，激励更多高能力者参与捐赠。研究表明，三项机制的结合在总体捐赠规模上起到了最大的激励效果。

第三，税收制度能够改善收入分配的动机公平和结果公平，减少生产率差异对资源配置的不利影响，但难以避免经济生产的效率损失。与再分配环节相比，第三次分配不仅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还能在配合荣誉、配对等助推手段的情况下，帮助纠正税收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扭曲，从而减少效率损失。

研究贡献与政策启示

在研究贡献方面：

第一，与单独研究捐赠行为的文献不同，本文在中国三次分配政策设计的背景下展开，将对捐赠的研究纳入个体资源配置决策的框架之中，从更贴近现实的角度切入开展实验，并建立相关决策模型为主要结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在实验中同时设置了产出账户和闲暇账户来衡量个体对禀赋资源的配置，并纳入了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结构以体现财富资源的配置。通过将个体捐赠行为与自身禀赋配置相结合，本文得到的结论对于三次分配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第二，与以往针对性地研究某种措施对捐赠的具体影响相区别，本文系统性地比较检验了多个激励措施的效果，并创新性地利用实验手段评估非物质奖励和一对一帮扶等中国扶贫实践中采用的具有代表性的政策，填补了有关三次分配的实证研究空白，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智慧提供了新的依据。

第三，本文是对实验经济学方法在政策评估应用方向上的有益补充，基于可控实验而得到的数据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了解个体在现实情境中的行为准则和捐赠偏好，从而指导政府决策的科学化。

在政策启示方面，本文的结果表明，政府不仅要发挥税收杠杆的物质激励作用，也要注重社会舆论风向标和慈善信托制度的建立健全。互联网的发展为丰富慈善捐赠的形式和内容提供了良好契机，政府应多方面探索经验，寻求统筹规划慈善资源的最佳方式，比如，本文所考察的配对捐赠方式能比一般的非定向捐赠取得更好的效果。

从长期来看，由社会认可度和社会责任感所维系的激励机制相比于物质激励更为可靠持久，因此，关注个体的能力提升和精神富足，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弘扬公益慈善文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也是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初审：孙鲲鹏

审核：陈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