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策引导与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
融资平台作为地方国资重要载体，其市场化转型是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深化国企改革的关键，但现有研究缺乏对转型的系统测度与政策效应检验。该文梳理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政策沿革，从收入、现金流、业务、股权构成及市场风险预期五个维度构建测度体系。
文章以2014年“43号文”和2017年金融工作会议为政策冲击，利用企业及债券层面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政策引导的转型效应。研究表明，两类政策均推动了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但侧重点不同：“43号文”明确融资平台功能定位，仅对业务构成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非公益性项目收入占比提升；2017年金融工作会议强化综合治理，对五类转型指标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包括营业收入占比、经营性现金流占比等提升，城投债利差趋同于普通国企债券。异质性分析显示，政策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市场化水平和财政自给率是重要影响因素；调节效应表明，地方政府重视程度越高、宏观政策调控效果越好，政策引导作用越突出。
该文创新了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的测度方法，验证了政策引导对转型的关键作用，破解了地方国企改革的方法论“悖论”。研究为制定差异化转型政策、完善地方债务治理、推动融资平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与政策启示。
（文献来源：毛捷,王梓旭,柏金春.政策引导与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J].经济研究,2025,60(07):22-41.）
2、地方公共债务与要素收入分配：效应与机制
在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下，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地方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扩张且支出具有资本偏向性。既有研究多聚焦税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或单一探讨债务的融资挤出效应，缺乏对债务通过多重机制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系统性分析。
本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结合2006-2017年省、地级市及企业层面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与双重差分模型，系统探究地方公共债务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公共债务扩张显著降低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其影响通过双重机制实现：要素替代效应方面，债务扩张挤出企业融资推高融资成本，在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小于1的情况下，企业减少劳动力雇佣，导致企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市场结构效应方面，债务支出的资本偏向性显著提升资本密集型企业生产率，使其市场份额扩张，由于此类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更低，进而拉低整体劳动收入份额。对比可知，市场结构效应的影响占比约 87.9%，是主导机制。
该文拓展了财税政策对初次分配影响的研究视角，厘清了地方公共债务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双重机制，为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提供新的经验证据。政策层面，为调整地方债务支出结构、平衡经济增长与收入公平、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文献来源：马光荣,李紫薇,王婕茹,等.地方公共债务与要素收入分配：效应与机制[J].经济研究,2025,60(07):221-239.）
3、代扣代缴制度的治税效应研究——基于两税信息比对的经验证据
为了破除所得税管理的“信息孤岛”困境，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发布并实施《关于加强个人工资薪金所得与企业的工资费用支出比对问题的通知》（简称两税信息比对）。以两税信息比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该文利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中国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制度的“信息报告”机制如何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纳税遵从行为。该文基于A-S逃税模型，深入探讨了“信息报告”机制如何通过增强征纳双方信息透明度来提升纳税遵从。研究表明，两税信息比对政策显著完善了代扣代缴制度的“信息报告”机制，有效抑制了企业通过虚增工资进行税前抵扣的逃税行为。这一效应在民营企业、初始纳税遵从度低的企业、社保由经办机构征收的企业以及小微企业中尤为显著。此外，政策还间接提升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遵从水平，表明信息报告机制在税种间存在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揭示，两税信息比对政策显著提高了税务机关发现企业虚增工资行为的能力，从而增加了企业的逃税成本。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在不同所有制、初始纳税遵从度、社保征缴机构及企业规模间存在差异，为精准施策提供了依据。
该文从“信息报告”机制视角研究了代扣代缴制度的治税效应，强调了信息透明度在提升纳税遵从中的核心作用，丰富了税收制度设计与企业纳税遵从的相关文献，对通过税种间信息共享推进信息治税和数字治税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来源：刘华,邹典璋,王姣.代扣代缴制度的治税效应研究——基于两税信息比对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5,41(10):75-95.)
4、预算如何体现国家的战略和政策?——以西部大开发为例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正处于持续优化调整的进程中。该文基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背景，分析了国家战略与政策引领下预算模式的变迁特征及其作用机制。
文章首先梳理了预算决策理论的发展脉络，指出渐进预算理论在中国的局限，进而强调构建中国特色预算决策体系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利用1994–2006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通过断点回归设计，考察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地方预算决策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该战略显著推动了地方预算向基础设施与教育领域倾斜，而支农支出则响应相对不足。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预算结构调整主要源自中央转移支付的驱动，其中专项转移支付在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地方预算对国家战略的响应呈现策略性，既积极响应中央重点任务，又根据自身财力状况进行调适。
基于此，该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强化国家战略与政策在预算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二是重视转移支付对地方本级收入的补充功能，确保各级预算在响应国家战略和政策时形成协同合力；三是合理赋予地方政府适度的预算调整空间，提升其对地方公共需求的响应能力；四是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保障预算切实体现国家战略与政策意图。
（文献来源：王帅,李明,李珍珍.预算如何体现国家的战略和政策?——以西部大开发为例[J].经济学(季刊),2025,25(06):1561-1578.）
5、制度视角下我国财政对民办高校的支持和引导分析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民办高校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但现有研究未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析财政支持的特殊性，也缺乏分类管理下的财政支持方案。本文立足该制度，结合国际共性经验与中国特色，探究财政支持引导民办高校发展的依据、要求及原则建议。
研究明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财政支持引导民办高校的核心制度依据：所有制层面的 “两个毫不动摇” 赋予民办高校财政支持的合法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财政兼顾公平竞争与公益属性；分配制度则需财政引导其防范过度资本化。同时，文章总结了市场经济国家分类资助等共性经验，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质及民办高校投资办学、低起点的现状，强调财政需发挥制度特色，对不同类型高校实施共同但有差别的分类扶持。
该文首次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层面构建财政支持民办高校的理论依据，创新提出 “寓引导于资助”的原则，为完善民办高校财政政策、推动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关键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文献来源：邓微达,刘晔.制度视角下我国财政对民办高校的支持和引导分析[J].财政研究,2025,(10):79-92.）
6、税收分成与居民福利：一个关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激励逻辑
提升居民福利、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共同富裕的关键，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成的激励逻辑深刻影响公共服务供给与福利改善。该文聚焦现行税收分成过度依赖共享税导致的地方政府“重生产、轻民生”问题，从历史演变、典型事实、理论模型三维度展开分析，旨在破解激励错配难题。
研究梳理1994年以来税收分成四阶段演变，发现其从适配经济增长逐步转向抑制居民福利。通过典型事实剖析，明确地方政府存在显著行为扭曲：供给端呈现基础设施投入过度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分配户籍歧视、显性政绩偏好挤压隐性福利等问题；需求端则存在政策生产导向明显、本地市场培育缺位、产城分离等消费环境建设滞后困境。理论模型进一步揭示，税收分成比例上升通过挤压消费性支出抑制居民福利，而消费环境优化可形成“福利提升 — 经济增长 — 税收增加”的良性循环，厘清了税收分成影响居民福利的“行为扭曲 — 双渠道抑制”核心传导机制。
该研究突破传统聚焦经济增长的局限，厘清激励错配机理，填补相关研究空白。提出的政策建议为地方政府竞争模式转型提供支撑，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文献来源：缪小林,张蓉.税收分成与居民福利：一个关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激励逻辑[J].税务研究,2025,(11):22-30.）
7、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模式选择与机制分析
在近年我国经济面临内需收缩与金融风险防范双重挑战的背景下，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成为扩大内需、实现“稳中求进”的关键。该文基于Rubin因果模型框架，利用2000—2020年的季度宏观数据，采用融合倾向得分加权和局部投影技术的半参数方法，系统识别并评估了多种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对经济增长、金融风险及内需扩大的因果效应与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在所有政策组合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控制宏观杠杆率及扩大消费与投资方面综合表现最佳。机制分析表明，该组合主要通过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收入渠道）和增强市场信心（预期渠道）来激发消费与投资，同时通过控制信贷增速有效抑制金融风险。相比之下，双积极政策虽然能短期扩张信贷，但缺乏结构性疏导，未能有效提升实际投资与经济增长，且对去杠杆作用不显著；而政策方向相反的组合则易产生效应抵消。
该文为优化我国宏观调控提供了重要量化依据，证实了长期实施“积极财政+稳健货币”组合的科学性。研究建议，应继续完善该组合在收入、预期、信贷与利率渠道的协同传导；若短期内需实施更加积极的政策组合，则应强化结构性工具，防止“大水漫灌”，并建立动态监测与退出机制，确保政策灵活转换，最终回归至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可持续政策框架。
（文献来源：王擎,刘钰,盛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模式选择与机制分析[J].财贸经济,2025,46(12):94-109.）
8、政府采购与企业联合创新：需求释放与信号认证
政府采购作为需求侧创新政策的重要工具，在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方面具有关键作用。本文基于2015–2022年政府采购合同与发明专利数据，研究政府采购对企业联合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采购显著促进了企业联合创新，尤其通过“需求释放”与“信号认证”双重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政府采购通过稳定市场预期、改善企业现金流，推动企业扩大规模并拓展与创新主体的协同关系；另一方面，政府采购依托政府公信力为企业提供信用认证，缓解合作中的信息不对称，增强企业间合作信任。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采购对企业与高校、跨行业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的联合创新均有促进作用，且在市场监管秩序较好、采购信息披露更透明的环境中政策效果更为显著。此外，政府采购驱动的联合创新行为有效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并拓展了技术边界。本文从企业联合创新视角拓展了对政府采购创新激励效应的认识，为优化政府采购政策、构建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提供了经验依据。
（文献来源：范庆泉,郭文,刘祎男.政府采购与企业联合创新：需求释放与信号认证[J].世界经济,2025,48(11):33-61.）
9、公共采购与企业成长:来自肯尼亚的证据
该文基于肯尼亚2015–2022年增值税企业间交易微观数据，考察在需求约束普遍紧绷的发展中国家背景下，政府合同能否成为撬动私人部门增长的关键引擎。研究以“首次对政府销售额占全年营收15%以上”作为企业成为政府承包商的临界点，利用事件研究以及双重差分策略追踪企业在中标前后的绩效演化。结果显示，一旦与政府建立稳定供货关系，企业在四年内销售额增长73%，人均增加值提升27%，就业与工资分别扩大10%和25%；尽管初期因产能掣肘出现对其他私企销售的短暂下滑，但随后迅速反弹并累计增长65%，同时上游供应商数量与采购额持续增加，呈现出显著的乘数效应。对比分析发现，政府合同带来的生产率跃升幅度与成为跨国企业供应商的收益旗鼓相当，表明公共需求冲击亦可扮演“龙头”角色。机制检验表明，政府合同因支付信誉高而被银行视为优质抵押，使企业获得授信的概率提高近20%，并在新冠疫情冲击期间有效缓冲订单骤降风险，维持了销售、用工与薪酬的稳定。
文章指出，在资本市场欠完善、外部冲击频仍的发展中经济体，高效且普惠的公共采购不仅可直接注入需求，还能通过放松信贷约束与强化企业韧性两条渠道撬动长期供给能力提升，其福利效应远超合同本身价值；因此，持续扩大透明竞争、降低中小企业进入门槛、优化区域与产业分配，将有望把政府采购打造成激发结构性就业、生产率升级与供应链网络深化的常规性政策杠杆，为后疫情时代的发展中国家重塑产业活力提供可复制范本。
（文献来源：Mensah, J. T., Wankuru, P. C., & Kirui, B. K. Public procurement and firms: Evidence from Keny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6, 180.）
10、利用计算机信息强化增值税征管：来自巴基斯坦的证据
该文基于巴基斯坦2013年将CREST计算机化风险分析系统从出口退税审核扩展至全部国内企业的自然实验，利用2009–2016年990万条增值税月度申报数据，以早已接受实时筛查的出口企业为控制组，非出口国内企业为处理组，采用双重差分设计，系统评估在征管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由“事后低概率审计”转向“及时识别无效的发票，拒绝企业抵扣”能否真正激活增值税自我执行机制。研究发现，改革使处理组企业的国内进项税抵扣骤然下降50%，相当于全国每年减少860亿卢比的虚假抵扣，全国净增值税收入因此提高至少10%。异质分析发现降幅在非制造业、个体户及中等规模企业中尤为显著。此外，约13%的企业在改革后完全停止了进项税抵扣申报，其中75%的企业同时出现销售额归零的现象，这证实了以虚开发票为目的的“发票工厂”在改革前广泛存在。而这些“发票工厂”约60%注册为个体户且属于非制造业范畴，其经营规模普遍处于中小水平，证实了违法企业倾向于选择注册成本低、监管接触少的组织形式来实施发票虚开。更关键的是，文章发现改革不仅堵住了虚构进项，还直接推高了应纳税额：平衡面板中全部处理企业平均每季度多缴55万卢比，公司制造企业增幅达20%，一年累计为国家多收826亿卢比。
文章证实，当发展中国家尚不具备高频率审计与跨境协作能力时，依托电子申报、发票级数据与算法风险评分构建的实时执法系统，可在不提高税率、不增加合规负担的前提下，有效打击跨境及境内虚假交易欺诈，同时为后续将征管资源从低效人工审计转向高风险领域腾出空间。
（文献来源：Shah J. Using computerized information to enforce VAT: Evidence from Pakist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6, 178.）
11、能源转型中的调适：煤炭地区的培训与转移支付
该文聚焦于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在2011-2016年间因煤炭产业急剧衰退而引发的区域经济调整问题，旨在探讨该地区在面对能源转型冲击时，是否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和高等教育培训等机制实现有效应对。研究背景指出，煤炭行业在该地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天然气价格下降和环保政策推进，煤炭就业在短短五年内锐减逾半，给当地劳动力市场带来严重冲击。作者利用2003-2019年间的多源数据，包括煤炭就业、政府转移支付和高等教育培训等信息，构建通勤区级面板数据集，并采用工具变量识别煤炭衰退对地方经济的外生影响。研究发现，煤炭冲击显著推高了人均政府转移支付，尤其是医疗类补助大幅增加，反映出社会保障机制在危机中的自动扩张作用；然而，在高等教育培训方面，无论是学历完成数、入学人数，还是学校财务收支与专业结构，均未表现出显著响应，显示出人力资本投资在煤炭地区的明显滞后。该结果与历史上其他经济衰退所引发的“逆周期”教育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表明煤炭地区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面临独特的结构性障碍。研究认为，这种培训缺位源于煤炭工人对再培训收益预期偏低，且转移支付扩张弱化了教育投资动机；同时，地理阻隔、信息匮乏、资金约束与校师资与硬件配套短缺，共同抑制供需两端，阻断人力资本积累路径。
该文的研究意义在于揭示了能源转型背景下，依赖传统能源的落后地区在应对结构性冲击时所面临的政策困境：尽管转移支付机制能在短期内缓解收入损失，但若缺乏针对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支持，地区经济难以实现长期转型与复苏。因此，本文呼吁联邦政策应在教育资金分配机制上更具响应性，并通过综合施策打破煤炭地区在技能培训方面的多重壁垒，以推动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转型。
（文献来源：Krause E. Adjusting to the energy transition: Training and transfers in coal countr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6, 13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