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于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与企业异质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研究
该文基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稳增长压力的现实背景,构建异质性企业、代表性居民、新凯恩斯部门和政府四个模块组成的异质性企业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增值税税率下调、政府消费扩张和政府投资扩张三种积极财政政策冲击在经济增长承压期的刺激效果: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的产出乘数依然明显大于1,能够有效刺激宏观经济,增值税税率下调表现出较强的持续性但乘数效应较弱。通过揭示价格效应和企业分布效应两个影响机制,该文发现负向外生冲击导致产品价格下降、融资约束企业占比升高,削弱了政策刺激的持久性和总投资反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实施时滞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政策的刺激效果,财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则起到显著的增强作用。该文验证了政府投资在新基建等具有正外部性领域的独特优势,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的必要性为政策制定者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优化政策组合提供了重要参考。
(文献来源:田磊,林建浩,蒲龙,等.基于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与企业异质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研究[J].经济研究,2025,60(02):38-55.)
2、关税波动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
研究采用2017-2019年高频关税数据与市场价格监测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发现美国加征关税通过压缩出口需求引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致使相关产品价格平均下降3.2%;反观中国反制性关税则因进口替代效应与成本推动机制,导致国内市场对应商品价格上升2.8%。通过投入产出网络分析进一步揭示,美国关税冲击沿产业链向上游传导,使原材料价格下跌1.5%,而中国关税调整向下游扩散,推动终端产品价格上涨1.2%。关税变动的价格效应呈现显著行业异质性,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的价格敏感性分别达到行业均值的1.8倍和1.5倍。研究结果表明,关税政策具有非对称价格传导特征,其引发的市场调节可能加剧结构性通胀与通缩并存的风险。据此建议构建动态关税响应机制,在深化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同时,配套实施精准定向的消费补贴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并依托中美经贸协议框架建立关税调整预警磋商机制,以增强国内价格体系应对国际贸易冲击的韧性。
(文献来源:樊海潮,吴彩云,戴觅.关税波动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J].管理世界,2025,41(04):56-75.)
3、纳税人涉税数据知情权的制度保障:现实困境、理论跃升及跃迁进路
“以数治税”时代下,涉税数据的广泛采集与流动冲击了传统税收征管中纳税人知情权的制度保障架构。本文聚焦纳税人涉税数据知情权的保护问题,从数据收集、使用、共享三个阶段剖析制度保障的现实困境,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探讨改进路径。
该文指出,涉税数据知情权在三个阶段面临显著困境:收集阶段纳税人获取渠道收窄、税务机关告知义务不明确;使用阶段因算法“黑箱”导致规则不透明、纳税人查询权受阻;共享阶段则面临共享前告知义务模糊、共享后责任划分不清。基于以上现实困境,该文首先提出涉税数据知情权制度保障的理论跃升方向:一是要兼顾数据公共价值与个人权利,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二是要强化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利益的审慎考量,从强制分配型权力转向利益注意型义务;此外还应赋予纳税人数据查询与参与的主动权,从消极防御型权利转向主动请求型权利。此后,该文进一步在实践层面阐述了实现制度保障的跃迁路径,包括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透明化、明确税务机关收集阶段的告知义务、公开算法规则并赋予纳税人查询权、规范共享前的告知义务及共享后的责任划分等等。
(文献来源:胡元聪,吴函聪.纳税人涉税数据知情权的制度保障:现实困境、理论跃升及跃迁进路[J].税务研究,2025,(03):105-111.)
4、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法治逻辑与实践进路
文章指出,现行财税体制在形式法治层面存在立法滞后问题,如部分税种立法未完成、财政领域多以行政规范性文件确定体制;在实质法治层面存在价值缺位问题,央地财政关系法治化发展价值缺失。为此,文章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式财税法治现代化。其内涵包括 “中国式” 的财税法治现代化,要依托中国经验和体制;中国式 “财税法治” 的现代化,需协调改革与法治关系。在愿景上,形式层面要构建合理完备的财税法律体系,实质层面要融贯民主、公平与发展原则,功能层面要实现政治、社会、经济全面促进。在实践方面,应从效率导向优化预算法治,以公平目标完善税收法治,基于发展需求推动央地财政关系法治进阶。
(文献来源:刘剑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法治逻辑与实践进路[J].财政研究,2024,(11):28-42.)
5、政府数据资产治理的逻辑机理、国际经验与优化路径
该文基于价值发现理论、群体智慧效应、整体协同理论及新公共服务理论,构建多维分析框架,揭示政府数据资产治理需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价值共创与全过程协同,而我国面临数据资源转化制度滞后、安全与效益难以兼顾、数据供给与市场需求失衡等挑战。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健全法制体系(如欧盟GDPR、美国开放数据法案)、规范数据标准(如ISO治理框架)、构建数据交易生态(如英国开放数据研究所)是破解难题的关键路径。本文进一步指出,需以“宏观-微观”协同治理为纽带,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多元主体参与及技术赋能,平衡公共价值导向与市场化开发,激活数据资产的经济社会效益。结论强调,高质量治理需统筹制度完善、战略规划、技术创新与文化培育。建议强化法律框架与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安全可控的数据流通机制,加速基础设施升级与智能技术应用,并深化国际规则对话。通过本土实践与全球经验融合,全面释放政府数据资产的公共价值与战略效能,为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文献来源:崔菁颖,徐玉德.政府数据资产治理的逻辑机理、国际经验与优化路径[J].财政研究,2024,(10):17-33.)
6、公共研发补贴是“挤入”还是“挤出”?——基于捷克企业研发补贴项目的断点回归证据
该文通过断点回归设计,研究了捷克共和国一项旗舰级企业研发补贴项对企业研发投入、专利产出和经济绩效的因果影响。作者将项目评分临界点作为自然实验,识别获得补贴的企业与未获补贴但评分相近企业之间的差异,进而估计补贴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研究发现,公共研发补贴在中小企业中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每获得1单位的公共补贴,平均可带来约2.3单位的新增研发投入,且该正向效应在项目结束后仍可持续多年。这种持续性部分来源于同一资助机构后续提供的支持。此外,补贴还在短期内促进了中小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但未显著提升其专利产出、就业或长期生产率。相比之下,大型企业并未表现出类似的正向响应。相反,补贴在大企业中出现了“挤出效应”,即公共资金部分替代了原本由企业自身承担的研发投入。进一步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在解释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异质性作用机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文献来源Bajgar, M., & Srholec, M. (2025). Crowding in or crowding out? Evidence from discontinuity in the assignment of business R&D subsid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45, 105357.)
7、收入不平等为何持续上升?来自美国收入结构变化的证据
尽管近年来美国个人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家庭总收入的不平等却持续上升,二者走势出现明显背离。本文基于2010–2019年间的数据,提出并运用一种新的分解框架,揭示这一“趋势不一致”现象背后的主要机制。研究发现,约46%的不一致趋势可归因于家庭结构的变化,尤其是越来越多低收入的年轻成年人与父母同住。这类“次要劳动力”(secondary earners)虽然个人收入较低,但因与高收入家庭成员同住,拉高了其家庭总收入,掩盖了收入差距的缩小。另一半不一致则主要由非劳动收入因素驱动,尤其是政府转移支付对收入再分配作用的减弱。随着领取“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EITC)和“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等福利的人数减少和发放额度下降,公共政策在缓解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功能相对削弱。
(文献来源Parolin, Z., Lehner, L., & Wilmers, N. (2025). Declining earnings inequality,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What explains discordant inequalit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44, 105337.)
8、消费者能区分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吗?——来自能源两部制定价的“平均价格误判”证据
该研究基于中国供暖价格改革的准实验,发现现实中的消费者难以区分固定成本与边际成本,更倾向于根据平均价格而非边际价格做出消费决策。这种行为违背了传统公共财政理论中对价格感知的理性假设,动摇了对两部定价、累进税收、以及非扭曲性固定税(如人头税)等政策机制有效性的基础认知。特别是在存在固定费用与按量计价组合的定价体系下(如水、电、热收费,或特定税制安排),消费者的非理性反应会显著影响资源配置与政策目标的实现。这一发现对财税政策具有重要启示:若忽视消费者对价格结构的认知偏差,许多旨在提高效率或公平的政策(如通过固定补贴提高再分配效率、通过固定税收最小化扭曲等)在实际执行中可能效果大打折扣。该文通过福利分析进一步指出,若不考虑这一行为偏差,政策效果将被系统高估。因此,在制定能源价格、税收结构或补贴政策时,应将行为经济学的认知误差纳入考量,以优化财税政策设计的现实可行性与经济效率。
(文献来源Ito, K., & Zhang, S. (2025). Do consumers distinguish fixed cost from variable cost?“schmeduling” in two-part tariffs in energ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17(2), 194-223.)